一场“娃娃长征”从延安走到北平战争中辗转三千里无一人伤亡

大家都对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非常熟悉,这次转移使得红军的有生力量得以保留,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

其实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还有一次“长征”,这次“长征”丝毫不比十几年前的那次难度小,这便是延安育保院的战略转移。

在三五九旅的护卫下,延安保育院的大量儿童成功转移到了北平,无一掉队。能取得如此成绩,必不可缺少的便是我党的领导。

当时延安保育院的工作人员甚至喊出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

由于解放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热度远远大于后方,所以这次战略转移很少为人们所熟知,但是在那个时代,它的影响力同样巨大。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我相信,任何一个“八零”“九零”后,都对这首儿歌非常熟悉,但是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来历吗?其实 这首歌最早就是出现在革命时期的延安保育院。

延安保育院其实是所有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和托儿所的统称,在战争年代,这里一共养育了5000多名儿童,这些孩子大多数都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栋梁之才,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1937年1月7日,中央机关迁往了延安,在与军队作战期间,大量红军将士在战争中牺牲,党中央决定一定会替这些英雄们善待他们的孩子。于是将烈士的遗孤接到了延安,由组织统一抚养。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铁蹄很快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华夏大地笼罩在战火之下。无数的家庭因为战争破裂。

而在战争中,所受到最大伤害的便是儿童,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就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中国:“被鲜血染红的大地上,到处都能听到儿童无助的哭声。”

儿童的哭声引起了时任武汉妇女组组长的的注意,马上召开了“抢救儿童”座谈会,并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儿童保育会,全力救助在战争中遭受摧残的儿童。”

为了建立保育会,还摒弃党派之争,拜访了冯玉祥夫妇,恳请他们加入到救助儿童的事业中来。

冯玉祥虽说是将领,但是深明大义,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建议。的计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

牵头成立了保育会,但是却把会长的职位交给了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宋美龄的地位,从而扩大儿童保育会在战时的影响力。当然,也是为了让蒋介石安心,以免受到蒋介石的刁难。

在和宋美龄的号召下,全国有一万多妇女参与了对儿童的救助,在抗战期间儿童保育会共救助了29486名儿童。

伟大作家郭沫若就曾经对儿童保育会进行过赞扬,“等人的努力,使得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儿童保留下了性命。”

为了积极响应儿童保育会,我党在陕北也建立起了儿童保育院,也就是延安保育院。毛主席、朱德等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为此共捐赠了863元,边区政府机关捐赠1000元,这才使得延安保育院正式建成。

在抗日战争时期,保育院接收了大量烈士的骨肉,比如刘志丹、方志敏、毛泽民、蔡和森、谢子长等。

还有一些在战争中救助的百姓的孩子,这些孩子都被赋予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名字,如张抗战、杜卢沟桥、徐九一八等等。但是无论来自于何处,无论出身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延安娃”。毛主席还亲自为延安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

在延安保育院建立初期,共收容了57名儿童,19名工作人员都是来自于中央医院的护士以及边区保育会分会的秘书,最初的人数并不多。但是随着战争的继续,柳林院址的房屋逐渐开始不够用了。

加上当时的日军已经占领了临汾机场,现在的地方极有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于是保育院就从柳林迁到了安塞县的小草峪村。没过多久,日军果然派出的7架飞机对延安进行了空袭,这次转移使得孩子们躲过了一劫。

后来,越来越多的党员,知识分子因为战争,开始来到了延安,这些人在延安找到了自己甜蜜的爱情,结婚生子,给延安地区带来了“婴儿潮”。

但是当时我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二八团”,即凡是年满28周岁,超过5年党龄的团级干部,都会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或者是其他根据地进行党政工作。

这就使得延安地区的留守儿童越来越多,于是我党又建立起了第二所保育院。在我党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孩子茁壮成长,这让即将奔赴战场的优秀党员们没有了后顾之忧。

在保育院中,保育员成为了“延安娃”们共同的“妈妈”,平时“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学习知识,学习我党的的历史。课余时间,就带着大家做游戏,“妈妈”们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让教孩子们如何在战争中保护自己。

“炮弹来了要趴下”、“敌机来了要卧倒”,这些基本的战争生存技巧都是“妈妈”们通过做游戏的方式教给大家的。

延安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妈妈”们时常带着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去野外挖野菜,回来后大家一起做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快乐。

这些孩子,有好多父母都是刚刚在战争中牺牲,在保育院里,大家的生活非常愉快,他们很快就摆脱了失去父母的痛苦。

当时“丢手绢”是孩子们最常玩的一个游戏,保育院的文化教员鲍侃就为孩子们编写了《丢手绢》这个歌谣。当时的作曲家关鹤岩听后觉得非常有趣,还亲自给《丢手绢》谱了曲,从此这首儿歌便流传到了今天。

就这样,保育院的孩子们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本以为和平从此会降临在华夏大地上,可是蒋介石并不这么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与美国勾结,利用其海空军将部队运输至全国各个位置,为内战做准备,一面与我党进行重庆谈判,来给部队准备时间。

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为了不给蒋介石落下话柄,决定前往重新,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途中,蒋介石毫无诚意,不接受组建“联合政府”的提议,尽管最后达成“双十协定”,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蒋介石随时都可能将其撕毁。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由于之前有美国帮助运输兵力,军队很快就对我军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合围。

我军奋力突围,虽说最后突围成功,但是自身损失惨重。在这之后,一直与军队进行运动战、游击战。蒋介石虽说占据着全国的主要城市,但是兵力损失十分严重。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开始计划对党中央所在地陕北发动攻击。在内战刚刚打响的时候,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就预感到延安势必会遭到军队的围攻。

于是来到了院子里,找到了保育院院长张炽昌,“张院长,能不能安排人手制作一批能够安放在马背上的木床啊?”

“现在大战在即,哪有时间做那些东西啊,战士们都在忙着训练,准备迎接蒋介石的进攻呢。”张炽昌虽说是保育院的院长,但是其实曾经是一个军事干部,深知一场恶战即将到来。他这么说也可以理解,制作这些东西确实优先级不够。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祖国的未来吗?我曾经也是军事干部,后来才转做妇女儿童工作的。打仗之前,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儿童能够安全转移,他们身上有着红色的基因。”康克清见张炽昌对于这项工作有地处情绪,于是耐心地为他分析这件事的重要性。

于是,张炽昌安排了几个老兵,去山上砍柴,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制作出了一批能够安装在马背上的木床。

1946年冬天,名将胡宗南率领军队向陕北开来。面对来势汹汹的军队,党中央决定放敌人进来,与敌人进行打游击。

但是,要打游击战,必须要有一个前提,陕北根据地的非战斗人员必须转移,尤其是保育院的这些儿童,只有他们全部安全撤退,战士们的手脚才不会被束缚,才能放开手,狠狠的揍军。

张炽昌当时赶做的一批木床终于派上了用场,转移过程中,年龄小的儿童需要用这些木床和牲畜来运输。张炽昌非常佩服康克清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

当时延安保育院的儿童刘松柏在晚年回忆称:“撤退前,康克清‘妈妈’还来到了保育院进行了动员,她给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下达了‘路上大人在,孩子就要在,大人不在,孩子们也要在’的命令,保育院的叔叔阿姨们都齐声喊‘行’。”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这不仅仅是当时康克清下达的命令,这更是所有保育员们的心声。他们与孩子们朝夕相处,早已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延安,这不仅仅大人心中的革命圣地,这更是孩子们快乐成长的乐园。在经过充足的准备之后,“延安娃”们在保育员和359旅的护卫下,开始了漫长的转移之路。

孩子们无比留恋这片净土,时不时的回头看看曾经的快乐天堂,“妈妈”们不停的安慰孩子们,“我们还会回来的”。

当时放在马背上的小床成为了孩子们的摇篮,部队中急缺牲畜,但是为了转移儿童,他们将宝贵的牲畜全部贡献了出来。

年龄大一点的,就跟着部队步行,小一点的就在“摇篮”里前行。由于孩子们的体力有限,所以队伍只能走走停停,当敌人追得不紧时,就让孩子们找安全的地方休息一段时间。

在转移途中,经常会遭遇飞机的空袭,孩子们会像之前做游戏那样趴下,躲避飞机的攻击,“妈妈”们经常用自己的身体保护柔弱的儿童。

一次空袭中,一个男孩被飞机丢下的炸弹吓得到处乱跑,保育员刘巧兰奋不顾身地冲上去,一把将男孩扑倒,这才把他的性命保住,但是自己却受伤了。那一年,刘巧兰也才仅仅13岁。

当时保育院的亲历者邢立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当时的飞机经常空袭我们的队伍,359旅的战士们就用机枪对飞机进行射击,掉下来的子弹壳,我伸手就能捡到。”

就这样,孩子们躲过了多次空袭,无一伤亡,但是队伍中的骡马却损失的不少,战士们和保育员们只能亲自背着物资或者年幼的儿童继续前进。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索,张炽昌让队伍化整为零,分小组行动。当时延安保育院教科党支部书记程宜萍带着六个孩子和一个警卫员前行。

当渡过汾河上一座浮桥时,骡马由于走路不稳,连牲畜带人一起掉进了河里。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河水虽说结冰,但是很薄,冰冷的河水几乎瞬间能让一个成年人失去知觉,更何况是孩子。

程宜萍只顾救助离自己最近的孩子,最终有四个孩子获救。由于当时程宜萍还要保护大量的重要文件,所以是在腾不出手来再去救剩下两个。

然而,那两个却是她自己的孩子,程宜萍看着身后的汾河痛哭流泪,可是没有办法,部队还要继续前进。幸亏359旅的一个战士挺身而出,将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救了上来。好在两人只是呛了点水,经过抢救后脱离了生命危险。

为了避开军的视线,张炽昌大部分时间会选择走田间小路,这就难免会遇到野生动物的袭击。尤其是狼群,它们来无影去无踪,非常善于伪装,往往是当你发现它时,已经不是只有一只向你扑来。

当时的环境下,大家不能点火把,因为一旦有亮光,军队就会包围过来。所以战士们只能保持高度戒备,警惕狼群的攻击。

枪声同样会引来敌军,如果遇到了狼群,战士们只是用手里的木根与其搏斗,在359旅的战士们和保育员们的保护下,孩子们避开了无数危险。

这一路除了军队,最大的“拦路虎”就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路上,有多处连绵不断的山峰,这支队伍不得不翻过这些山峰才能继续前进。

冬天的寒风非常刺骨,由于翻越山岭的过程中,孩子们不能再呆在马背上的木床里,这样一旦牲畜滑倒,后果不堪设想。保育员们把孩子们裹在棉被筒里,用麻绳绑结实,背着孩子走过一段段坎坷的山路。大家的脚上都磨出了不少血泡。

那个季节,崇山峻岭之下一片荒芜,大家几乎不可能在野外得到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但是队伍里所剩的干粮已经不多了。

于是大人们省吃俭用,节省口粮,绝不让孩子们受冻挨饿,但是大家依然面临着温饱问题。于是张炽昌便找老乡购买粮食,由于多年的剥削,老百姓们的余粮也不多,费了好长功夫才凑到半斤面粉。

张炽昌亲自动手给大家做了一碗面汤,这顿饭的原材料只有老乡们众筹的白面以及几块冰化出来的水,但这已经是“长征”路上最好的一顿饭了。

1949年1月,在傅作义的带领下,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马上通知保育院迁入北平,9月24日,延安保育院的全体成员终于登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

这场旷古未有的“娃娃长征”总算结束,孩子们在“马背的摇篮”里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在我党军民的保护下,辗转三千里,竟然无一伤亡,无一掉队。

建国以后,延安保育院被教育部正式命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当年的那批参加过“娃娃长征”的儿童们都已经慢慢长大成人,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奋斗在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

时光荏苒,延安保育院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事业,但是北京市六一幼儿院的接班人始终没有忘记“马背摇篮”的故事,始终传承者他们的红色基因。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这句宏亮的口号始终在祖国大地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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